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、重化工业、资源能源产业基地，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之一，可谓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集聚区、承载区。辽宁全面振兴，首先是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。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，***总书记要求金融工作回归本源，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。他强调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，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，是金融的宗旨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。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。

　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，辽宁的装备制造业、重化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得到长足发展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迈出坚实的步伐。但调查研究表明，辽宁的实体经济发展普遍面临债务负担重、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(R　D)投入不足、创新乏力等问题，传统产业债务负担重与新兴产业发展缺乏有效融资支持的问题并存，在国内外竞争中面临很大挑战。如何通过金融改革与发展，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，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尽快弥补新兴产业不足的短板，同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，是辽宁振兴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有效载体，需要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。否则，很容易流于形式和口号。其中，发展产融结合就是金融服务及振兴辽宁实体经济的现实选择。

　　辽宁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，靠实体经济起家，以装备制造业等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集聚水平很高。经过近百年的发展、积淀，已经形成不同于国内其他区域的某些特点：

　　**，从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看，装备制造业、重化工业、资源能源及原材料产业集聚水平高，产值比重大，原字号、初字号产品多。这与沿海发达地区以消费类轻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。辽宁的装备制造业、重化工业、资源能源及原材料产业投资规模巨大，沉淀成本高，受经济周期影响大，进行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难度较大。

　　第二，从实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看，国有经济比重大，特别是中央企业数量多，地方国有企业同样规模巨大，举足轻重，也主要分布于重型产业。例如，沈鼓集团、沈变集团、沈阳机床、北方重工、大船重工、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等，均为影响力巨大的地方国有企业。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较，地方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重，负债比率高，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。辽宁的民营经济总体上欠发达，为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配套服务多，独立发展能力较差。

　　第三，从实体经济的产业组织结构看，装备制造业及重化工业领域大型企业多、权重大，中小型企业数量少，相对不活跃。

　　第四，从实体经济的技术结构看，传统产业数量多、比重大，技术创新乏力，战略性新兴产业虽有长足发展，但比重较小，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升。

　　第五，从实体经济的贡献率看，由于辽宁资本市场不发达，金融法人机构少，金融对辽宁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偏低，缺少区域性脱实向虚的支撑条件，反而凸显出实体经济在辽宁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异常重要的特殊分量。

　　辽宁实体经济发展的上述特点是在长期工业化历史中逐步形成的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，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，振兴辽宁实体经济面临来自金融方面的诸多瓶颈制约。

　　装备制造业、重化工业、资源能源及材料产业等传统产业要实现结构优化、转型升级，必须加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、智能技术进行改造的步伐，实现创新驱动、有中生新。但是，经过长期发展，上述领域竞争激烈，受经济周期影响大，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，企业利润微薄，普遍缺乏研究开发、自主创新的能力。因而，迫切需要金融支持。但盈利能力差甚至亏损的状况，使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，甚至出现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象。

　　辽宁实体经济中的企业，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由于历史悠久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，尚有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累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职工养老等社会保障负担重，企业负债率过高。在辽宁，数量众多的中央所属企业一般并不存在融资障碍，但地方国有企业则不然。金融支持辽宁实体经济发展，首先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重点支持这些功勋##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展。但银行的资金来自储户的存款，风险控制及监管严格，风险规避、嫌贫爱富似乎也不应受到过多指责。

　　辽宁民营经济发展孱弱，亟待壮大发展。由于辽宁民营企业为国有装备制造及重化工业企业配套比较多，独立发展能力比较差。在装备制造业及重化工业领域国有企业遭遇发展瓶颈的条件下，民营企业发展业绩普遍下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民营企业资本融通的障碍较多，可能受到的金融约束比国内其他地区一般民营企业更多。

　　在辽宁，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农产品加工业、耐用消费品工业、电子信息等产业虽有发展，但总体上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提并论。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长足发展，但从产值规模、比重等方面来看，仍属于经济结构中的短板。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带来的战略机遇，汲取结构偏重的教训，无中生有，推进上述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，除了人才储备，*重要的恐怕就是投融资体制创新的支撑作用。但是，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使其更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，辽宁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惯性也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。

　　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，辽宁的营商环境及投资环境受到某种程度的诟病，有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揶揄，在东北经济下行明显的背景下，唱衰辽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这些杂音的出现尽管并不公允，但对吸引包括金融资本在内的各种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。辽宁历来不是全国金融中心，缺乏全国性资本市场吮吸金融资源，金融资源溢出效应明显。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实体经济，金融资源禀赋先天不足、后天亏欠恐怕是不争的事实，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。

　　(作者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教授)

　　(原标题：凝心聚力 促新一轮全面振兴 认清辽宁实体经济 发展特点难点)